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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丁戊奇荒”义赈之奇迹
 

公元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西、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此次旱荒一直延续到1879年,尤以1877年到1878年最为严重。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达到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光绪三年(1877)的干支纪年为丁丑年,光绪四年(1878)的干支纪年为戊寅年,故史学界称之谓“丁戊奇荒”。
见诸“丁戊奇荒”记载的史料很多,有朝廷及府、州、县的官方记载,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日记。1878年,李提摩太从山东来到山西救灾,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迭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是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然而,由民间文人真实记载这段历史、并遗留至今的史料却少之又少。近日,曾获祁县县志办陈湜先生于1985年复印的《大荒志异》一文,对丁戊奇荒山西的荒情及官方赈灾记得甚多。遗憾的是对民间如何赈灾自救却只言未提。
这个遗憾,笔者却在今年研究祁县谷恋高氏家族文化时,十分意外地得到弥补。经原琦研究员推介,从袁钟晋先生手中复印到一份光绪十八年高顺理撰写的手书《杂志》。其中有一篇弥足珍贵的“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全志分为山西旱灾年荒志序与祁县谷恋村设立救荒社义赈详志两大部分。虽然字数不足两千,但对研究我国历史上“丁戊奇荒”的史料价值却难以估量。
为使这篇尘封于民间一百多年的珍贵史料面世,笔者惊读后写了这篇感言,以供同好共享深研。
一、奇人奇志
从高怀壮先生提供的“祁县谷恋高氏宗谱手抄复印本”初略了解:高顺理为祁县谷恋高氏家族西院三支十九世孙。名字叫则裕,顺理是他的字,他还有个号叫成章,字和号联起来组成“顺理成章”一词。
他是一个福星,他有老祖宗留给他的丰厚地产。他是祁县谷恋高氏西院三支十四世高尔雄的十九世直系孙。高尔雄于明末清初到陕西眉县齐家寨创业,到清代中后期,已拥有七千多亩土地。到清末延至十九世“则”字辈时,资产分为八股,高则裕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八百亩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他是一个老寿星。他出身于清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十九日,卒于民国五年(1916)九月初九日,耄寿九十一岁。成为祁县谷恋村高氏家族中,唯一亲见七代五世同堂的老寿星。享尽了天伦之乐。
他是一个富秀才。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高士显是九品职员,祖父高敷邦是乡饮耆宾。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但却没有走科举之路。
他是一个商人。他虽有一份八百亩土地的股份,但却未坐享当东家或直接经营土地,而是到十八岁时,离家去二百多里远的沁州帐庄(后改为钱庄),从商24年。
他是一个五品官,但他却没有仕途的经历。在“祁县谷恋高氏宗谱手抄复印本”有这样一句记载:钦加同知衔。可别小看同知这一头衔,按明清吏制,同知一职是省知府的佐官,与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位在正五品。不过他的这个同知衔是钦加的。虽然宗谱未细载因由,但据笔者推断,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念他在“丁戊奇荒”时组建村救荒社义赈功绩卓著,秉呈朝廷御批的虚职头衔。
他是一个好“村官”。据高著玉二OO三年编写的《谷恋村志》(初稿)载:清代谷恋村咸丰年间的村长是(西院十八世)高士显,任期14年;光绪年间的村长是(西院十九世)高则裕,任期也是14年。笔者从民间得到高顺理光绪十八年撰的《杂志》中获悉两篇相关记载。一篇是“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先父值年管村事在隆盛公。”其中有“三年(咸丰)八月,反至(指太平天国军)山西平阳府,到处人心荒乱,是年高昭缓值年,四面村边新修窝铺七、八座,多雇人昼夜四处巡查……”句,说明高则裕的父亲高士显值年管村事至咸丰二年。还有一篇是“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已年六十五岁,值年管村事在长源当。”说明至光绪十六年,高则裕仍值年管村事。至于什么时候接任,则未查到准确史料。不过,从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及光绪元年经理文昌庙、关帝庙等记载推断,当在光绪初年。这就是说,他当“村官”在十六年以上。他不仅在“丁戊奇荒”的义赈中制造了奇迹,而且在兴修水利、生产自救与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所撰写的《杂志》,全部用小楷毛笔书写,字迹工整,笔锋刚坚有力,足见本人书法功底。从落款“光绪十八年高顺理撰”文字推断,这本长达七万七千多字的《杂志》,于光绪十八年(1892)整理完稿。当年的高顺理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年近古稀之年。这本《杂志》倾注了他一辈子的心血,是他一辈子的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晶。也是一部中国近代野史与百科散书力作。可惜未能刻板印刷成书,得以广泛传播。
他的这本《杂志》,既不是日记,也不是地方志;既记载地方(省、县、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又记载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大到世界地理、天文气象,小到农事修渠及保健常识,内容极其丰富多样。为我们研究祁县及山西省近代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珍贵史料。
二、奇荒志序
在光绪七年(1881)四月高顺理撰书的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从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重。本朝开国以来,治天下,十有八省以宽洪爱民为本,而惟山、陕两省之民,屡妥饥馑之苦者兹不胜纪。
试以山西之地言之,自同治七年(1868)以至光绪四年(1878),其间屡遭旱灾。惟光绪三年(1877)阖省全旱荒极,汾、平、蒲、绛、辽、沁、潞、霍等处胜重,黎民残伤困苦无比,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饮。五、六月之间,仰观天道密云而不雨,俯视地理禾苗而枯槁。粮价昂贵,祁县谷米每斗价值钱一千四百有零,各处粮粟斗斛不一,难以细载。银价过贱,祁县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二百上下,各处平银钱底不一。
此时,天气忽明忽暗,日傍双耳时出。夏田有大半收成,秋禾一概枯槁。粮价渐大,祁县谷米每斗价值钱一千七百有零,白面(小麦面)每斤价钱七十上下。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一百上下。
此时,家有田、房、物器卖之,从无受主,亲戚里党揭借不能,穷困无奈,拆毁房屋,零卖烧柴。
如此,致使老者坐于涂炭;壮者散而之四方。以及各村、堡、寨杀食耕牛、犬、马之肉;至于草根、树皮、沙蓬、苦苣之类,俱以为人食,暂充其饥,难以度日。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当此之际,男不以女为室、徒利己者,全无恩爱之情;女不以男为家、直从人者。何有相敬之意?
由是本省巡抚曾国荃,协同布、按两司,奏闻朝廷。钦命闫敬铭大人督办赈务之事。自三年(光绪三年)冬,奉旨各处开仓放谷,赈济贫民。
祁县各村庄,按贫民人口领谷,惟圐圙(谷恋俗称)村等,知县萧官不与,本村自护。
皇恩奉旨本年下忙钱、粮蠲免,上谕各处设立捐输局。
祁县放委员同知衔张元鼎、本县绅襟闫肇统等,官捐绅助,富者乐输其财;贫者日望其食。又村乡庄户各村,损资米助赈。
省城设立官卖米局,又设男女饭厂。抚台出示各府、州、县俱设饭厂,每日施粥一大碗。厂中每日有饿死之人,各处有弃尸万人坑。乡庄贫民,大口每日官给银一分;小口每日给银五厘。各村执事人乡地,每月到衙门领回各村十日一散花名。
四年(光绪四年),朝廷从京又发来老米与麦,散之各村贫民。
以上数宗,圐圙村一概未领。
又有邻省捐输已助山西之赈,施粥给银,赈济自三年(光绪三年)冬起,至四年(光绪四年)夏止。如此散资放粟,不能救民之困厄,此乃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贫民大半饿死者,尸横遍野,无人管理。各村、堡、寨动烟火者,十无二、三。饥寒之苦,日夜不能安息,死生朝不保暮。迨至四年(光绪四年)春霖不降,麦苗枯槁。粮价贵极,祁县谷米每斗价值钱渐至二千七百上下。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一百有零,白面每斤价钱九十七、八,咸盐过贱,每斤价钱十文上下。此时,民人家无颗粟之存,亲朋投之无门,困急无聊,饥寒难忍,剐食死人之肉者有之;吃土石之面者有之;以及茭杆,谷草碾面食之。即致人死,此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当此时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男妇老幼各讨方便,投生免死,随便从人,渐至结党成群,执刀逞刁者伤人行凶,劫掠财物,无所不为,放火抢夺者争分财粮,不夺不厌矣。各处州县出示,有人拿缚禀官者严刑立死,不能念不忍人之心也。
是年,各处遭瘟疫传染,人殁及多,又兼豺狼当道伤人无数。民受困苦,未有盛于此时也!至七月,虸蚄(黏虫)食谷叶吃尽,只留杆穗。八月,茭子插花,惟王茭、糜有收成。
皇恩奉旨,本年上下两忙钱粮蠲免。是年,前旱后潦,大略收成三、四分之谱。而赖外省来粟。继之太、汾、潞、沁等处,由直隶邯郸、获鹿、张家口数路商贾贩来米面;平、蒲、绛、霍等处,由河南彰德、卫辉、怀庆府一带来粟。如此粮价渐小,厥后存民略有生机。
熟意世道人心不古,藉年荒旱屡受饥馑之苦,所以天道之感人由于人心不善致之耳!人心之上不善者,是非天道无以化之也。则人心退、而天心长,当效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典。
迨至五年(光绪五年)春,朝廷发来牛、马,散之州、县,遭灾重处有之,祁县未有。教民耕种田地,受牲者出银八两,未受牲者分得银置办农器物件。各处散麦子银,南几府有之,省北未有。此二宗。
山西阖省、州、县一百有零,放粟、散牲款、免钱粮有无多寡,各处不同,难以各一细载,此其大略也。
朝廷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斯可纳庶民于仁寿之域,同享太平之福也哉。此所谓山西大遭旱灾者是为序
光绪七年(1881)岁次辛巳清和月(四月)祁邑高顺理撰书。
三、奇荒义赈
在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高顺理撰书的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的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祁县谷恋村设立救荒社义赈的史实。原文这样写道: 光绪三年旱灾年荒,圐圙村设立救荒社捨粥赈济。本县衙内仓谷与济贫银,知县萧官一盖不与,教本村自护。求本村关帝庙助白银一千三百两,村中富户共捐谷米九十石有零。在县捐输过家、村中不捐,共计吃贫人二百三十余家,男、女、大、小人口四百八十余口。大口三百二十口,每日一口领粥四碗,用米一合六勺;小口一百六十余口,每日领粥三碗,用米一合二勺。巡夜打更人共拨八十名,两班轮流,每夜一人工钱三十文,占窝铺四座:一在关帝庙社房;一在观音堂社房;一在文昌庙东房;一在西门内空院。各辅所用火药、灯油、烧煤,每日上社各领。分四路巡查,每夜巡二十回轮,流转牌。村中每日巡街人四名,一人工钱三十文。俱是以工代赈。自三年(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捨粥起,至四年(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捨粥止。以后减去人口,男人佣工捥东、西二渠,每人工钱八十文代赈;下余老、少、妇口二百有零,大口每日领钱二十文,小口每日领钱十五文。又至六月十五日捨钱止。吃贫巡夜人起止同日。每日用熬粥人六名,一人工钱三十文,每日熬粥十二锅,用水两担,下谷米六官升,通共用谷米一百二十石有零,每斗均价钱一千八百有零。
经理人:高立道、高则裕、高锡冕、高锡堃、高必昌、高镇锈。
光绪七年(1881)岁次辛巳仲吕月(四月)祁邑高顺理撰书。
四、奇迹随感
许多史料表明,发生在清光绪三、四年的“丁戊奇荒”是中国史上的大劫难。据统计,受害民众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
据1963年版《祁县志•上册》载:“光绪元年歉收,光绪二年寸草不收,光绪三年的上半年,饿死了很多人。县城的西北就曾有“万人坑”, 因死人太多,无法埋葬,就堆在坑内。会善村原有四百多户,死得只剩下一百来户;南社、西六支原各有六百来户,死得也都只剩下一百来户。”
而同样处于山西重灾区的祁县谷恋村,却是另外一番景况。据高顺理《杂志》载:“同治十一年(1872)本村造门牌,男、女、大、小人口共二千七百零。光绪四年(1878)年本村造户口,男、女、大、小人口共二千四百二十口。”从这两年的统计数字反映,六年中,谷恋村的人口减员总共是280人。也就是说,通过“丁戊奇荒”,谷恋村除正常死亡与迁出的人口自然减员外,尚没有见到因灾饿死人的史料记载!
这难道不是“丁戊奇荒”创造的奇迹吗?而这种奇迹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造的呢?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买仓谷屯储库粮,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据统计,1830年,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时发现,实存粮食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了。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粮可赈,而且田园无收,连草根树皮也不足以充饥了,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四分之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再加上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它大小战争的军费开支,以致到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发生时,“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戴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的抗灾能力。
曾国荃在危难之中就任山西巡抚。为筹集赈款,这位新上任的巡抚,向朝廷要了2000张鬻爵捐官空白执照。朝廷仅给山西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他又想到富可敌国的晋商,向巨户借款,光祁县乔家、渠家和何家、孙家就筹集到40多万两赈银。光绪八年(1882)《祁县志》就记载了光绪三年奇荒时,祁县商号及捐赈人名序,乔致庸、孙鄂、渠源道、渠源潮、何用之和当行、汇兑行、茶行、钱行、彩帛行、油麦行、杂货行、账行、棉花行、布行等商号荣记在册。乔致庸受到清廷嘉奖,李鸿章为在中堂亲笔提写“仁週义溥”匾以赐赠。曾国荃为表彰渠家的义赈之举,则赠手书“载籍之光”的匾额。
尽管新任巡抚想尽了全面赈灾的办法,但毕竟赈灾能力有限。就祁县而言,一些贫困村庄,灾民也只能得到一碗稀米粥济困。这种靠一碗稀米粥充饥的日子,在短时间内尚可忍,但就按高顺理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中记载谷恋施粥时间计,从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起,至四年四月二十日止,整整171天!如果仅靠官方救济,无异于杯水车薪!
再看当时的祁县谷恋村,据高顺理“旱灾年荒志”载,所有来自朝廷、省府、州、县的官方和社会救助都未得到,村内男、女、大、小480余口吃贫人,每人每日大口可领到四碗赈粥,小口可领到三碗赈粥。这就是他们饿不死人之根本保证!
说到“丁戊奇荒”,见诸史志和民间传言的,反映灾情者俱多。给后世留下的基本印象是“人吃人”的惨剧。可供研究的史料价值有限。象高顺理“旱灾年荒志”,对一个村自治、自救、共度奇荒的记载却属罕见。为我们当今研究“丁戊奇荒”,总结经验教训,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失衡给人类带来的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祁县谷恋村人所创造的“丁戊奇荒”义赈奇迹,笔者认为,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以下史鉴之处。
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据高顺理撰写的《杂志》记载:“圐圙村大东渠,高进登等开自顺治四年。在本村东门外观音堂后,阔三丈,河内南北筑堰,自东六支河引水,路经马家堡村西地界。灌至圐圙村北地尽而止。马家堡在上打闸三道灌地,因占地界无工使水。本村打闸十五道,灌地三十五顷零。大渠东西两旁有支渠十八道,每年夏季后择吉日挖渠,照昔年派定,按地亩做工,八天为限。众地户以地亩应做工七百二十个。十家甲头在渠上经理八天,俱有无工使水甲头地,花户有无工出水钱地,有做堰上帐房地。每年,村中有河邦堰执事人经管。渠簿、渠图在河神庙勒碑刻石。”
从这段记载,完全可以看出,谷恋村自清顺治四年开挖大东渠后,使全村3500多亩旱地变成河灌地,并且有一整套维修、浇灌的制度、办法。从而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尽管当时昌源河上游生态环境已被破坏,昌源河水由过去的长年流水变为季节性河流,但遇到雨量充沛年份,浇足了河水的秋庄稼,一定能获得大丰收。地多农户,完全有余粮存储,以备度荒年。
二、兴商致富是以富济贫的根本保障
据高著玉先生撰写的《谷恋村志》(初稿)载:入清后,谷恋村在外经商者日增,到晚清时,已形成了六路财源、二十户财主和八大老板,他们的资产大约在2200万两白银。这些人家致富后,不忘家乡建设,除建有自家的豪宅大院外,捐资修水利、建寺庙、办教育、兴文艺,使谷恋村成为闻名遐迩的“银谷恋”。尤其在大灾年,这些有钱人家总要捐赈。据清光绪八年《祁县志》载,光绪三年捐赈人名序中,就有谷恋村高寿康、高锡绪、高昭望、高则光、高镇华、高康永、高昭冕、高则昌等八人。据高顺理“旱灾年荒志”载,光绪三年旱灾荒年,村中富户共捐米九十石有零,占到全村赈粮一百二十石的75%。还记载着,为赈灾求本村关帝庙助白银一千三百两。一个寺庙能拿出这么多的现银,究其来源得知:一是村里有为寺庙专留农地一顷五十三亩八分,每年自有收入;二是信徒布施积累;三是富户捐资修缮节余。按照高顺理撰写的“旱灾年荒志”载,光绪三年,祁县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一百上下,谷米每斗价值钱一千七百有零计算,从关帝庙捐助的一千三百两白银,可以买到八十四担谷米。但是,全村义赈用米一百二十担,除去富户捐得九十石,只需三十担的购米钱,其余银钱则用于其它赈灾开支和生产自救开支。
由此观之,倘若没有兴商致富的经济基础,一个两千七百人口的大村,在不要官方、社会任何救助的情况下共度奇荒,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不要说还要捐助县域社会了。
三、强有力的村治组织是共度奇荒的关键
陈绍方先生在他的“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一文讲述:“清代是族权、绅权、官权共治乡村,互为影响,族权主要以血缘关系,确立其在乡村社会的权力与权威;绅权主要以其对知识的垄断及其与官府的关系来确立其在乡村的权力与权威;官权则倚恃皇权,主要以保甲制作为其在乡村的延伸,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引导着族权、绅权在乡村活动,成为国家控制乡村的精神手段,民权则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
承载官权的乡里组织为保甲制。保甲制度始于北宋,为王安石首创,而后为后世沿用和发展。顺治元年(1644),清廷即在直隶、山西、山东推行保甲制,以整顿、稳定战乱后的秩序。
清初,祁县保甲制延用明代编制,以110户为1里,从中推丁多田多的10户轮流充当里长。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轮流充当甲首,依甲征收田赋或摊派徭役。全县编为45里,但习惯上仍沿用元代旧制,称里为都,固而叫都甲制。到康熙二年(1663),知县郭 鉴于都甲丁粮多寡悬殊,贫富不均,而差徭田赋相等,遂均平里甲,差徭田赋平均分配。以120丁为1甲,10甲为1里,全县分为24里。此后的有清一代,基本保持了这一编制,承载着封建国家管制基层社会的重要职能。里长、甲长等不是在编官吏,不领官俸,但却是“在官人役”,以供县吏之役使。
祁县清代的乡里组织,除里甲官权组织外,还有一个族权与绅权融为一体的自治组织,成为与里甲制并行于乡村的权力实体。村里的公益事业如兴办水利、兴修寺庙,兴办教育、文化活动以及维持村民的社会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里、甲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有着支配里、甲长的权威。
祁县谷恋村,高氏家族是一大族,人口占到全村总数的90%以上,到清末,已成为祁县一大望族。据笔者从“祁县谷恋高氏宗谱”手抄复印本摘录,有耆宾身份的绅士达37人。其中乡饮耆宾27人。乡饮介宾10人。所谓乡饮耆宾,是清代特有的制度。每岁各州、县、遴访年高有声望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倘乡饮后,间有过犯,则详报褫革,咨部除名,并将原举之官议处。这样一来,乡饮耆宾就成了联系官府和民间的桥梁、纽带。可见他的社会地位之尊,老百姓中的威信之高是特有的。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村自治组织的掌舵人。他们采取按一定年限轮流值年管理村事的形式执事。一般村民都按本人的身份称呼,不叫村长。村长的叫法是民国时期闫锡山的发明。
“丁戊奇荒”正是高顺理值年管理村事之际。这位“顺理成章”的执事,面对二百年不遇的大旱年荒,既不埋怨县衙不给谷恋村一粒赈米,一文赈钱,要求自救的决断;也不被奇荒所难倒,而是遵循“善良薰世、耕读传家”之祖训,勇敢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和村民寄托的希望,带领谷恋村民创造了“丁戊奇荒”民间义赈之奇迹!
这种奇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为赈灾自救,他首先设立了应急快速反应组织——救荒社。
救荒社由族人高立道、高锡冕、高锡堃、高必昌、高镇锈组成。
一看姓名便知,全是高氏家族人士。高镇锈、字大章,属谷恋高氏五甲一支十七世孙,在六个人中辈份最高,而且又是乡饮介宾,不仅在高氏家族,而且在全村的百姓中也是德高望重的。高立道,字竟成,是谷恋高氏西院十二支十八世孙,辈份仅次于高镇锈。其余四人全是同辈族人。高锡堃是东院二支十九世孙,字静生,庠贡生出身。高必昌是西院十二支十九世孙,字桐华,登仕郎出身。高锡冕是东院五支十九世孙,虽没有什么高贵身份,但也是知书达理之人。
这种由望族优秀代表组成,靠宗法思想一统的赈灾组织,其凝聚力、号召力、执行力是任何官方、非官方组织不可以比拟的。
(二)高效率的管理办法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天灾背后的人祸也是重要因素。这种人祸不仅来至于腐败的清朝政府和外国列强,而且灾区混乱,一些人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挡”的旗号,哄抬粮价,拦路抢劫,弱肉强食,祸害百姓。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个村的义赈救灾,非有一套独有的高效管理办法和铁的手腕不可!这种管理不仅要考虑到维持村内的正常社会秩序,还得防止外来的骚扰。
他们采用的办法:一是在全村设置统一的粥厂,根据吃贫人数,配备6个熬粥人员,每日熬粥12大铁锅,规定每锅用水两担(挑水用的担子),下谷米6官升,这样可以满足吃贫人大口每日4碗,小口每日3碗粥的供应。二是成立保卫组。白天夜里进行巡查,白天巡街人员4名。晚上巡夜打更人员80名。巡夜打更人员集中住宿,分别住宿于关帝庙社房、观音堂社房、文昌庙东房及西门内空院。两班轮流、分四路巡查。每夜要求巡二十轮回。交换班时用转牌的办法。
这种严格的昼夜巡查制度,不仅确保了社会秩序和村民安全,而且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
说到次要灾害,不禁让人想到《申报》报道的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一场大火夺走了1019口妇女儿童的生命。究其原因,主要是粥厂的管理混乱,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司事的身影,当火灾发生时,看门人竟然做出了锁门、不让灾民逃出门外的灭绝人性的举动。这种官办的所谓“保生粥厂”,却成了灾民的火葬场!
当今,我们的许多官办民生工程,在“重建设、轻管理”倾向的影响下,好事办不实,以至于搞成“豆腐渣”工程的例子,不是时有发生吗?谷恋村救荒社的管理理念和做法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三)创造性的以工代赈办法
“丁戊奇荒”时,绝大多数乡村苦于设粥厂,处于杯水车薪的被动赈灾困境和连性命都难保的惨状下,谷恋村的救荒社,却推行了“以工代赈”的积极赈灾办法。
像组织的治安保卫人员,巡夜打更者规定每人一夜工钱30文铜钱,白天巡街者规定每人工钱30文,熬粥人员的日工钱30文。全部以工代赈。
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一方面,尊重参赈人员的劳动成果,要有明确的记酬标准,建立专帐;另一方面,却不予付酬,算作捐赈。按记载的设粥厂171天计算,这些人员的酬金总额在461700文钱,就按当时的银价每两1200文折算,也在384.75两宝银。
这样做得结果:一方面为赈灾节省了384.75两宝银,另一方面量化了90个赈灾人员的贡献。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义赈口号,得以充分体现。使出力者与出钱者同样感到欣慰,使吃贫人同样得到安慰,甚至倍增亲切感。不能不说是创造性的高招!
谷恋村的救荒社,还将这种“以工代赈”的做法,用于生产自救。到光绪四年四月二十日施粥结束,便及时安排男劳力,   修东、西两道河灌渠道。每人工钱80文代赈。
“丁戊奇荒”过去已一百多年了。但它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却永远不能忘记。至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记着父辈的一句传言:“光绪三年,死人一半”。但又有多少祁县人知晓谷恋救荒社所创造的义赈奇迹呢?如果不是从民间发现高顺理光绪十八年撰写的《杂志》书稿,恐怕连谷恋村人也没有几个能说得清楚。这也正是笔者写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不仅要使谷恋人、祁县人,而且要让世人都知晓,并时代传承下去。在全球气候、环境日趋恶劣的形势下,除了人类要应对这种变化,积极采取环保等措施外,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积极探索科学有力的赈灾之路,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丁戊奇荒”祁县谷恋救荒社所创造的义赈奇迹,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启示!

                                                       转自文化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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