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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先生集考異》共六卷(海内外孤本)

                [宋]朱熹  撰  宋紹定二年张洽池州刻本

 

 

          《祁太秧歌精选集》

 

          《祁奚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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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北方民办水利之典范—祁县谷恋村大东渠

  祁县古代农业,到明初开始打破“旱作农业”之模式,向“灌溉农业”转移。据清光绪八年《祁县志》载,仅朱元璋主政的洪武二年(1369),全县就由官方组织开凿了又长又宽的两条大渠。一条叫“文邑丰户渠”,从昌源河(祁县境内最大的河流)引水,经河湾、刘家堡、高村、贾令镇南,灌里村田。也就是说,此渠要穿越今西六支、贾令两乡镇的土地,灌溉县域西部近汾河的里村农田。并记载该渠宽“七弓”。这个渠宽大概指渠口宽度,当时的一弓为5尺,按吴承洛的推算法,当时的一尺合今0.933尺,七弓约合今32.655尺。足见工程规模之巨。另一条为“青布古渠”,渠心阔6尺,这里的渠心阔度是指渠底宽,约合今5.6尺。此渠也是引昌源河水,灌东、西营、西高堡三村田,渠长也在10华里以上。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了“丰固渠”,上接昌源河,经刘家堡灌丰固村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又开了“西阳羽渠”,由昌源河引水,经河湾村、刘家堡、贾令镇南,灌西阳羽、贾令镇等田。
  据统计,到明末,祁县境内引昌源河水灌溉的渠道达到22条之多,灌溉范围涉及到49个村庄,约10万亩农地。基本上形成了昌源河灌区的框架。促进祁县农业进入“灌溉农业”的发展阶段;促进当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产。
  然而,只隔马家堡村西一畛地相望昌源河的谷恋村民,眼巴巴地望着下游诸村及东南邻村享受着水利带来的丰收喜悦,自己却守着靠天等雨的老旱地劳作,承受着旱年歉收或绝收的煎熬。
  走出近河而不畔河的困惑,从马家堡村西开渠引昌源河水,已经成为谷恋村农业命脉所在;成为全村人心的企盼焦点!
  水源木本大清初,高氏家族的优秀代表高进登等,顺民心、得民意,凝聚族人和村民的合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顺治四年(1647)铺开了声势浩大的兴修“大东渠”的水利工程。
这种举一村之力民办的水利建设大工程,虽说比明代那些官办的水利建设工程晚了些,但在协调邻村关系;解决工程用地;在工程设计、建设规模;在强化管理、注重效益诸方面,却后来居上,成为祁县、山西省,乃至有清一代北方民办水利工程之典范。直到新中国建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东渠仍以完善的渠系,成为谷恋村及周围几个村的河灌枢纽。随着七十年代昌源河上游子洪水库的兴建和全县“井灌农业”的蓬勃发展,运行了三百四十多年的“大东渠”退役了。然而,留给人们的启示,却是永远的!
  一、千古一跪
  引昌源河水,灌谷恋村几千亩农田。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引渠过马家堡村的耕地。因为当时的土地属一家一户所有,开挖一条引渠,不仅要占用许多人家的耕地,而且还要将一些整块农田切割成两块,打乱了各家种田的旧格局。这对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有清一代农村来说,取得村里正、乡绅、乡地这一自治执事管理层的支持,尤其是打通相关村民的思想,真比登天还难!
  说到难处,笔者不禁想到了故乡下古县村的一件类似事件。不过发生的时间比谷恋村要晚。在清末,曾为乔家大德恒票号汇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成为祁县商界第一任商会长,人称“一手遮天”的闫维藩,想为家乡办件实事,筹划从下古县村东邻的元台沟村引昌源河水,经王贤村开一条灌渠。“闫掌柜”(当时古县及祁县人对闫维藩的尊称)为说服元台沟、王贤村乃至上七村(子洪、郜北、梁村、洛阳、涧法、元台沟、王贤)的执事人,不知请了几次客,花了多少钱,终因未取得一致意见而搁浅。
  然而,世间的事情无奇不有。民间的老大难问题,靠官府的权威,靠名人绅士的威望不好解决,而却可以通过凡人的一句话或一种举动得到化解。
  大东渠过马家堡地界的大难题,就是靠老秀才高进登之一跪的举动跪破的。
  据高著玉老人主撰的《谷恋村志》(初稿)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腊月三十日,飞雪迎春兆丰年。正当马家堡村人围在自家火炉旁、暖炕上的桌子周围,包饺子喜迎新春之际,大雪中的老爷庙(关公庙)前跪着一位长袍拖地,浑身素裹的先生,仿佛一尊庄严的神象。当善友(村里协助执事人打杂人员)惊讶地发现,走近确认时,发现竟是在本村私塾执教多年的高进登先生。急忙上前搀扶并拍打着披了一层的白雪。这位高先生却长跪不起,执意要见村执事人面话。当村执事人听取善友急报后,便亲自到庙前搀扶先生进庙叙话,当把先生请到上座时,村执事急忙问由:“恩师有何苦衷,至于来此下跪。请直言。”高先生低叹一声道:“鄙人名为秀才,不过一介布衣。‘善良薰世、耕读传家’,实乃高氏祖训。家有几亩薄地,举家赖以糊口。只因历年干旱,庄稼屡屡欠收,连累妻儿老小忍饥挨饿……”村执事听到此时,便起身赔礼道:“恩师只怪我公务繁忙,办事粗陋,竟无过问先生家境,实在是弟子不孝之过,还望先生多加辞教!眼看今天已经是年夕,我先派人送些年货并送先生回家,日后困难容我从长计议……”“不!是你误会我了。年货我是断然不能要的。”高先生打断村执事的回答。“那先生想要什么?当说无妨。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帮衬!”村执事恳切道。高先生起身郑重说道:“我想从长计议,借贵村宝地,引昌源河水……”“噢,原来先生想得是村事,实在令弟子感激。就冲先生这雪地一跪,我敢说马家堡男女老少都会给先生这个面子的。先生先安心回家过年,年后咱们着手办理用地事宜。”
  原来,高进登系谷恋高氏家族西院七支十一世孙。自幼聪慧,熟读四书五经。虽未入科进第,但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才子。他曾受聘于马家堡村一财主家任私塾先生。为马家堡培养出了一批仕途和商道人才。先生德高望重,深受村人敬仰。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何况马家堡人心目中的圣人高进登呢?难怪至今谷恋、马家堡等村仍传训着先生“千古一跪”之佳话。
  二、规模宏大
  在祁县明清农田水利建设史上,大东渠不算最大的工程,但作为一个村级民办工程却是最大的。
  据高著玉老人主撰的《谷恋村志》(草稿)记载,大东渠主渠总长7.59公里。另据清咸丰三年(1853)秋,渠长高作宾经理在河神庙刻勒的碑文中查到;“计开此渠受价地主人等”记录中,详细记录了开大东渠时占农地数据。每户占地的长、阔尺寸、折合地亩数、受价银数、每块地的圳向都作了详细的记录。笔者从年久损毁的碑拓文中作了个统计:总共占王所知、马仲光等57户的农地28.8663亩,支出征地费用白银52两8钱1分。并发现征地的记录中,皆有“阔四步”字句。说明当时开渠占地的宽度在“四步”以内。所谓“步”,是指丈量工具步弓之单位,一步也叫一弓,为五市尺,四步就为二十尺,即二丈。按照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的推算法,清时的一尺合公制厘米数为32厘米,那么20尺就是640厘米,即6.4米。实际挖渠动土方的宽度在3米左右。
  从以上记录的数据可以得出开挖大东渠之动土方量,据九十岁高令,曾经理过大东渠事务的高必玉老人介绍,估计开挖土方的深度在2米左右,那么总动土方量则在45540立方左右。
  开挖大东渠的同时,还筑了一条顺水老堰。据高著玉老人主撰的《谷恋村志》(草稿)载,老堰至渠口的长度为134米,高度2米,顶宽1.3米。那么筑这条老堰动用的土方在500立方左右。
  以上粗略统计得是大东渠主体工程量。而附属工程量也是很大的。主要附属工程有两项:一是在主干渠上,根据全村南高北低的地势、地貌,开挖十八条灌地支渠;二是到伏天河水下来前,要在昌源河内筑一条拦河大坝,据记载,拦河大坝的长度在16米,高度在3米,堰顶宽在2.3米,足见工程量也是很大的。
  笔者从清咸丰三年(1853)秋刻勒于碑上的圐圙村大东渠渠水流簿中获悉,大东渠工程竣工在顺治四年(1647)农历六月。从高顺理于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的《杂志》手稿中获悉,圐圙村大东渠,高进登等开自顺治四年。说明开挖大东渠的工程是在顺治四年当年建设,当年收益的。按照当地农时节令,开挖的时间定在农历二月,工期大约为四个多月。据一些史料推断,当时参与这项水利工程的劳动力在500个左右。也就是说,举全村500多个劳力,一气苦干了120天左右。鉴于当时的劳动工具局限于铁锹、镢、石夯、木杵、扁担、箩筐、手推车等,非搞人海战术不可。不难想象当时那种持续100多天的宏大场面。
  三、设计科学
  据考证,我国北方地区引河水灌溉,经历了无坝引水和有坝引水阶段。最早引河水灌溉是在无坝的情况下,在河岸边用木架支一根杠杆,一头绑一块石头重物,另一头吊一个“栲栳”(用柳条编的提水盛具),人站在河边抓住栲栳这头舀河水,然后靠另一头石头重量撬起栲栳,岸上的人将舀上的河水倒到开好的土渠中。其实是一种2人提水的浇灌法。这套浇灌设施叫“桔槔”。据汾河边七、八十岁的老人讲,他们小时候就用过就种“桔槔”。但是,这种浇地方法的效率太低,后来人们便发明了开引渠做拦河坝的筑坝引水法。
筑坝引水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引灌效率。但也带来两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引渠必须与浇地的支渠相配套,一旦河渠口吃进河水,就需快速分引到各处,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用好河水,力争多浇些地。因为整个昌源河灌区对沿河各段引渠口有一个规定:只能灌两天两夜。到时就必须挑拦河坝堰放水,供下游用水。
  二是河水一旦加大时,最容易摧毁拦河坝。因为大坝全是用土方筑成的。甚至还夹带着河中的沙石,根本经不起大水猛冲,一旦开个口子,瞬间全坍垮。一旦坝垮,则前功尽弃,只能望河兴叹。
在修筑大东渠时,聪明的谷恋村人虽然没有河灌的经历,但他们都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针对两大难题,科学地设计并修筑于两大配套工程设施:
  一是根据南高北低的地势地貌,修筑了与大东渠主干渠相匹配的十八条分水斗渠,而后则以多条毛渠,再将斗渠的水分流到各农田地块。这样就形成了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一旦接水,则可在短时间内满面开花,使应浇的地块都能进水。据九十岁的老人且干过渠事的高必玉说,由于谷恋大东渠有一整套完善的灌溉网络,往往不需要两天两夜时间,全村应浇的3500多亩农田,完全可以浇完。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由高荫辰、高锡男(殿五)、高必泰经理,通过本村铺号集资和以地亩派劳的形式修筑了“太平闸”,成为大东渠骨干控调水建筑,改变了任由大水漫灌的旧状。
  二是在大东渠吃水口下方修筑了一条驼形老堰。老堰是顺引水渠向,筑有134米长、3米高、1.3米顶宽的永久性固定建筑。老堰的中间是一个像驼峰一样的弯形,当地人称“骆驼脖”,这样可以起到对洪水的缓冲作用。在骆驼脖的下方开挖一个排水口,直通昌源河的排水渠,一旦河水太大,大东渠盛不下时,则可使大水顺排水系统进入昌源河。在排水口的下方,还建有一个放水口,一旦河水过大,排水渠不能满足排水要求时,再大的洪水,则可以由放水口放出去,一方面可漫灌一部分地,另一方面可以回归昌源河。这种分峰控水系统,历经四百多年未见河水冲毁。确保了大东渠口一旦吃进昌源河水,不论河水再大再涨,一不会冲垮拦洪大坝;二不会淹漫主干渠道,从而确保了有效灌溉。难怪谷恋人把这条老堰称作谷恋的“都江堰”!
  四、效益显著
  谷恋大东渠,虽说修筑的年代不算早,但渠令却是全县最长的。据高著玉老人主撰的《谷恋村志》(草稿)载:“从顺治四年(1647)开始至1991年的344年间,谷恋村的浇地全靠此渠。1991年,东观镇马家堡村搞农田水利化,大东渠上游被废平,后幸祁县人大主任魏文荣、副县长高锡华、村委主任高保胜、党员高必玉、群众高在信等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才于1993年重新修复。”也就是说,大东渠至今仍能发挥它的水利作用。可惜在全县“重井灌,轻河灌”的倾向影响下,它却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从大东渠开挖的清顺治四年(1647)算起,至今它的渠令已有364年了,不屑说在祁县,在山西,就说在中国北方地区,又有哪条古渠可与它比?
  大东渠的水利效益,除了开渠时保浇3500多亩农田,到后来完善到保浇全村5500亩耕地的显形效益外,还有一个未被人们认识的隐性效益,即地上水、地下水循环平衡的生态效益。通过河灌,可以将自然的降水,除一部分被庄稼利用外,剩余的一大部分可有效地补充到地下,成为地下水资源储备的重要来源。如果只重视打井灌溉,忽视河灌,则会形成目前地下水资源过缺的严重后果。当我们夸夸其谈祁县的水利化在山西领先水平之时,有谁能想到地下水资源过采,是“探吃了”我们后辈儿孙的水资源,是在不知不觉地走上“掠夺式”农业发展之路?跟我年令相当的祁县人,一定不会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县平川地区的浅吃水井开挖的深度仅一二十米,水面离井口地面也就是一、两米深;而现在刚过了半个世纪,井深已钻到200米深,水面距井口的深度已降到一二十米。2010年我作了一个调查,据水利部门水资源办提供,祁县地下水经流量为5082万立方,地表河川径流量为3179万立方,除去地表经流渗水与地下经流重复部分,水资源总量在7000万立方左右。而近年来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高达8000多万立方,每年超采1000多万立方,导致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米左右。因此,在县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我提出了紧急呼吁,提醒全县上下,科学开发利用我县水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提出改造昌源河灌区,走节水性河井灌并举之路。
  历史以铁的事实证明,大东渠水利工程的兴建,大大提高了谷恋村的粮食产量,使粮食丰年有了一定的储备能力,以至在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时,村里富裕户竟可拿出90多石谷米赈灾,使230余户贫困家庭度过“丁戊奇荒”。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河灌的农田,地下水储量丰富,耕地的抗旱能力大大加强。祁县与山西省的大气候一样,十年九旱已成客观事实。若遇春旱年,河灌地只要耙耱保墒好,不仅比旱地易捉苗,而且春苗的耐旱力也远大于旱地。谷恋村能够在1993年重新修复大东渠系,说明经理人之认识,在祁县干部群众中高人一筹!
  五、管理精细
  清代山西省可浇灌的水田不足300万亩,还未达到全境耕地面积的6%。像祁县谷恋村在清初能达到90%以上的乡村,实属少有。能够做到精细管理的乡村则更是凤毛麟角了。
  说到水利管理,清代的山西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视的。近日,在高怀壮先生和县图书馆长的辛勤配合下,笔者惊喜地获取“院宪通饬与兴修农田水利条示”之碑拓文。从中获悉:这篇长达3300多字的碑文,是咸丰三年(1853)祁县县衙为劝谕事,下发给谷恋公正、耆老、绅士、乡地的“山西省巡抚部院通饬兴修农田水利的十二款条例。”谷恋村人竟将全文勒刻于河神庙石碑上。旨在“万古常昭”,教化百姓。
  碑文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巡抚部院等宪牌饬令各属,兴修农田水利,修理道路津梁,并开明条约一十二条颁发到县。蒙此除现在筹办外,合行劝谕,为此谕仰阖属士民人等知悉。尔等参照后开条约,即将何处农田水利应行与修,何处道路津梁应行修理,各就本村情形,逐一预为共同谋划,以便本县公读绅士人等再行酌议,于秋后农隙之时即为办理。此后地方切要之图,尔等务当交相劝勉,踊跃从事。俾居民行旅共获利赖无穷并仰副。”
  说明县一级官府对乡村兴修农田水利是抓得实的。
  下文便详刻了抚宪颁发的十二条约:一曰敦本务以勤业也;一曰协人力以成功也;一曰因天时以收利也;一曰开支流以备河患也;一曰浚旧渠以利农业也;一曰开井泉以厚山邑也;一曰审潴蓄以纳分流也;一曰划疆界以均盈缩也;一曰设津梁以利行涉也;一曰植树木以培土脉也;一曰平坡坂以便车马也;一曰明赏罚以示劝惩也。十分详细地讲述了兴修农田水利之具体工作要求、做法。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注重环境保护、因地制宜、教化民众、鞭策良吏等理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当时的官府管理是很有限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宏观管理,习惯上称之为督饬或劝谕,难以深入下去,即难以跟踪实际的水利活动。除了对官办大工程的组织审核外,大量的管理工作是调解处理民间水利纠纷。若要遇到庸官,调解不成反而弄出人命。据1999年版《祁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10月7日,祁县人许万年等因水利发生争执去县衙论理,知县王锦昏愦无能,毫不问情由,杖杀2人,清政府将王锦革职,并提省审讯。”
  真正直接、具体的水利组织及管理活动,还是靠民间完成的。他们在经营管理水利的实践中创造的一整套完善而有实用价值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之经验。
  尤其是谷恋村大东渠系的水利组织、经营、管理经验,历经几百年之凝炼升华,堪称清代中国北方水利经营管理之典范!这在笔者获取的另两篇碑拓文中得到佐证。
在一块小碑的拓文中,详细记载了大东渠管理的相关规定:
  规定之一,渠簿所记各程名下所载“一张”二字,系剜渠、筑堰之时,每张出秋夫八名,除二、三、四程无工水外,合渠共锹夫七百一十二名。
  规定之二,至期,渠长、甲头等率众疏筑渠。渠必深下,堰必高厚,定规八日为止,如不竣工,再按各程花名一张内从头至尾拨工,不拘周数,总以功成不泄水为主。
  规定之三,遇河有水,甲头等率长锹(专业人员),由河顺水至头道水闸,验渠长之地灌完,顺水流下,令长锹等沿渠上下巡查。俾冲者塞之,雍者通之。
  规定之四,该地户等必须上轮下使,均不得横水滋事。致犯渠规者,重罚不贷。
  规定之五,各程渠长、甲头等,每午上渠,须按渠簿所载前辈之名各门,挨次经理。自是各程之事,与渠上无干。如所挨之人有害公不循,合渠公驳,着各程另择一人。永不可使渠规紊乱。
  综上所述五大规定 ,言简意赅地将接水前如何派工整修渠道及施工标准,完工时间;接水后浇地之顺序,渠长、甲头、长锹之职责及经管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最后特别强调:永不可使渠规紊乱。此系合渠公事,各宜一体遵循。
  还有一块大碑的拓文,是大东渠顺治四年(1647)六月的渠水流簿。
  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渠长,高进登见水使头程。这一永规,不表示特权,而是表示对大东渠创始人高进登和值年管渠事渠长功劳之肯定。渠长是不计报酬的义务劳作,享受头程浇地算是对他的奖赏。
  渠簿将大东渠系农户,按大东渠上下游地段分为十四程。头程有高三义等十户,计派锹夫票8张;第二程、三程、四程为无工水户(不出渠工而出钱顶工),有马时智、王所遇、杨思冉、朱谦等四户;第五程有高加茂等9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六程有高翠府等9户,其中通明僧人是寺庙之代表,计派锹夫票9张;第七程有高普光等10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八程有高三元等11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九程有高三重等10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十程有高彦威等17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十一程有高的聘等11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十二程有高选都等9户,计派锹夫票8张;第十三程有高尔昌等11户,计派锹夫票9张;第十四程为共工水甲头,高加民等11人。这就为渠长、甲头管理整修渠道派工和浇地次序作了明确规定,公布于众,使人人心中明白,多年运行后,慢慢会使众人养成一种习惯,从而避免混乱引起的纠纷。
  在渠簿之后,还记载了开大渠时受价地主人的姓名、地亩、受价银数。共记王所知、马仲光等57户,占地28.8663亩,支出白银52两8钱1分。
  这种记录的作用,笔者认为大致有两个:一是对被征地户明示,开渠占地是合法的。为村办水利,有偿献地是光荣的;二是对全村人有个公示交代。增加了经理开渠兴修水利工程的透明度。
  读完这两篇碑拓文,我们不得不为谷恋村大东渠系水利的精细管理所折服。而我们当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又有几个乡村达到这个水平?
  正是这种精细的管理,才预防了渠事纠纷的发生。从大东渠几百年的历史中,目前尚未发现一件村民闹纠纷的记载或传说。倒是从高顺理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的《杂志》手稿中发现了谷恋村因渠事与周边村发生纠纷以至讼事的记载:
  一是于咸丰同治年间,姜家堡开多年废渠红沙渠,在本村东渠堰上开他渠口分水。己村不允。因此,两村屡次成讼。不了及至后来本县周太爷断结:各寻各渠口,日后不许搅扰谷恋村渠堰。
  二是于同治年间,与长头村因他胡长渠在河内渠口与本村河内引水渠合并为一处,因而成讼。本县王太爷断结:各占各渠口地界,以后不许争端,两村二渠不混一处,具结息讼。
  三是于光绪三年,贾令镇与丰固村、杨羽村等三村合而为一开五道渠,三村人等众口明言,定要挑谷恋堰,他在当河开渠三道,将本村堰上挑口三个。己村未支。到邑成讼。知县萧太爷亲自去采验审,谷恋堰旧有,当此河水涨发之时暂且将堰補足。贾令等村忿气不遵,去省上告知府、道台及至抚台案下巡抚委同知銜张元鼎亲来采验审,过数堂断:如有大水,谷恋村使水一昼夜挑堰放水。本村不允、未结。张委员亦走。延至四年春,本村又递诉呈。巡抚委周委员来县断结:如遇有水,谷恋村浇灌一昼夜完开堰放水;如一昼夜浇灌不完,再等二轮水来浇;如若浇完,急速开堰放水。周委员又要本村渠上地亩册,每间有四至。村中速造花名地亩册,大东渠十五闸灌地三十五顷花名,挨间各有四至,一样造地亩册二本,县衙内存一本,村中公存一本。每年堰上有水灌地,速报官知,差役来村巡视。自十年(光绪十年)上免报,役不来村。
  以上三件讼事,据笔者研究分析:基本上是由于昌源河水无定改道而致。谷恋村由于组织管理完善认真,故 大东渠能随着昌源河的不断改道而及时得到补修匹配,其它红沙渠、胡长渠等,却因组织管理不力而失去了昔日的昌源河引水口,倘若图省事、直接从大东渠开口引水,一定会使大东渠系受到破坏。所以官府断结重新开挖自己的引水口是客观的。
  还有一件讼事是范公村争夺谷恋村与塔寺村夥开的小东渠的讼事,一直把官司打到省抚台,前后十年才完结。
  最近,高怀壮先生又给我提供了一套清咸丰九年(1859)红沙渠讼事案卷。是姜家堡村违旧章引起的讼事。谷恋、长头、姜家堡三村的这场官事一直打到咸丰十一年(1861)也没有个结果。
  频繁的渠事讼案说明,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有清一代,老百姓视水利为命根子,为保护一族一村的利益,争河夺地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化解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是发展水利并加强管理。更深层次的是教化老百姓。谷恋村做到了,就会在不可避免发生与邻村渠事纠纷时做到,不采取以强恃弱,以武力决高下的粗暴做法,而理性地走诉讼依法解决之路。这反映了一种传承陶唐遗风的村风;反映了高氏执事人以“善良薰世”的执事理念和家风。这也是我破解碑刻抚宪颁发十二条约的一把钥匙。在“条约”的第十二款,亦即最后一款强调指出:“务须实心化导,好言劝慰,并云系有益于尔等身家性命之务为,尔永远基业之图兴……勤者奖励之,惰者训戒之。鼓舞作兴,诰勉肫至。”充分体现了诚恳化导百姓的管理理念。
  毛泽东曾经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在我们今天为全面达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各级领导,是否缺失的或淡化的正是这个问题呢?从这个角度研究祁县谷恋村大东渠水利经营管理经验,是否意义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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